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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谜（第1页）

◎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谜

善恶报应并不归佛教所专有，它是世界各国和中国各家学派普遍存在的道德意识。

中国古代的各家学派也有善恶报应的说法。

《易·坤·文言》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论语·季氏》：“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毙。”

《老子》讲：“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墨子·天志》：“人之为善，天能赏之；人之为暴，天能罚之。”《墨子·法仪》：“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

道教最初的经典《太平经》讲：“为恶则促，为善则延。”道士们有一句口头语：“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西汉陈平临终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东汉党人范滂临刑对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这些都说明，早在佛教传人中国前，善恶报应说就广泛流行了。

中国后来的善恶报应说，尤其是佛教徒中的报应说，是来自因果报应的影响。构筑这一系统佛教理论的是东晋名僧慧远。

原来，佛教中有三生、三业之说。三生也叫三际、三世，指前生、现生、来生，也叫前世、现世、来世。三业也叫作业，指身业、语业、意业，泛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动。三业有善、不善、不恶不善之分，由因缘产生的报应也分成善、不善、无记三种，叫作业报。

魏晋时，许多人用好人无好报、恶人反受好报的事实，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进行抨击。为解决这一疵漏，慧远将因缘、六道轮回、三生、业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佛教的三报论。其基本内容是，业有三报，现报、生报、后报。六道轮回的趋向是根据人在现世中的作业而定的，现世中不向善而向恶，将生生世世在低于今世的境界中轮回；现世向善，死后将轮回到较高的境界，最后进入涅煔和极乐净土。有的人今生作业，今生受报，叫现报；今生作业，下一世受报，是生报；今生作业，经过无数次轮回后才受报，是后报。

慧远的三报说，论证了因果报应的必然性，解决了好人不得好报，坏人不得恶报的矛盾，比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更加荒唐神秘，也更加全面合理。中国世俗社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显然是受了三报论的影响。

中国社会风俗中的善恶报应说，是综合儒、道、佛等各家的报应说而形成的。由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与佛教文化的差异，它与佛教的因果报应仍有显著的区别。

第一，从善恶观上看，佛教的因果报应把杀生放在首位，而中国民间的善恶报应则把不孝和忘恩负义视为大恶。

佛教有杀生、偷盗、邪**、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艜恚、邪见等“十恶”，凡此诸行均遭恶报。由于佛教认为一切生灵都可能是由人轮回转世而来，所以主张众生平等，众生悉有灵性，视杀生为十恶之首，遂有杀生报应之说。

在佛教传入前，中国并无杀生报应之说，只有爱惜初生方长之物的说法。

《礼记·祭义》载曾子语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蒲无卵。”

所谓食荤，也仅指葱蒜一类的“菜之有辛臭者”，并不忌鱼肉。

自佛教传入后，基于杀生食肉报应之说，弃荤食素放生的习俗也产生了。然而，这些行为只是在吃斋念佛的教徒中流传，且把杀生主要放在杀人上。杀生是大恶，放生、救生是大善，信佛的人常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般人仍是渔猎者自渔猎，食肉者自食肉，宰杀者自宰杀，仅仅是反对杀生过当。尤其是宋以后，宰杀鸡鸭鱼鳖受报应的记载几乎没有了。清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卷五载：“六畜充庖常理也，然杀之过当则为恶业。”

中国封建社会也有十恶之罪，隋朝正式写进《开皇律》中，有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从隋唐到明清基本上都是这些内容，除带有政治性的谋反等内容外，世俗社会的善恶观主要是选择了“不孝”和“不义”为大恶。即便是吃斋念佛的信徒，也把孝放在前面。清代有句俗语说：“在家敬父母，何必远烧香。吃斋胜念千声佛，作恶空烧万炷香。”仍然是敬父母在前，吃斋在后。

由于儒家“义”的影响，中国社会特别憎恨忘恩负义的行为，认为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对待别人的恩惠，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太平广记》卷121载，唐朝惠达以70万巨资，帮助师夜光进京，被唐玄宗拜为四门博士，得到无数赏赐。当初，师夜光指天盟誓，绝不忘恩负义，现在非但不思报恩，反而诬陷惠达罪名，将其害死。几天后，师夜光遭惠达冤魂缠身，殴打而死。受戏剧《秦香莲》的影响，现在仍然把陈世美当作夫妻忘恩负义的化身。

第二，佛教把因果报应的基点放在来生来世，不重视宗法伦理，强调自业自报，自作自受，“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代受”，即报应不殃及子孙。中国世俗社会的报应只限于今生今世，决不让做恶者逍遥到来世。今生不得报，则要转嫁到子孙身上。反映了中国重现世，轻来生的文化特征和浓厚的宗法观念。

宋人李椁《太平广记》、洪迈《夷坚志》、元人陶宗仪《辍耕录》、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是较多记载善恶报应的杂记。所记事例大都是今生今世受报或报应在子孙身上。《阅微草堂笔记》载，献县史某为卖妻者偿债，卖妻者欲以妻荐枕谢恩，史某正色拒绝。后来，史某全村遭火灾，村民无一幸免，唯独史某妻儿安然无恙。

《括异志》载，汉阳罗绍因邻家的猪拱了自己的篱笆，将猪捉住截去一耳。后来，罗绍生了两个儿子，都少一只耳朵。

黄光大《积善录》讲，“不积阴德者不见其有后也”，“多积阴德，后世必昌”。中国世俗社会常讲祖上的阴德、阴功，为子孙积点阴德等，都是基于这一报应说。《三字经》讲“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是五代人，坑骗欺诈，横行乡里，后来改恶行善，本人益寿延年，身生五子，俱登科榜。人丁兴旺、断子绝孙，往往是对作业者的子孙报应，实际上也是今生今世，让作业者在今生今世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或者受绝户的煎熬。

第三，佛教否认宇宙间操纵、主宰、监督众生命运力量的存在，把主宰因果报应的力量归于个人行为的善恶，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命运负责，作业是塑造未来生命因素的决定力量，既非上帝主宰，也非天命安排，六道轮回是生命因果报应的唯一自然规律。从道德修养上看，是一种道德的自律。中国世俗社会的善恶报应是建立在天道观的基础上，强调“举头三尺有神明”，皇天后土、河神龙王、雷公电母、冤魂缠身、火烧水淹、虎食蛇吞，天地间的一切都承担着报应的职能，都是监视人的善恶的力量。从道德修养上看是一种道德的他律。

佛教担任报应职能的只有六道轮回，它不是有意志的力量，而是一种自然规律，而中国世俗的报应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有意志的。

佛教传入后，中国也有了来生当牛做马的说法。如秦将白起坑杀40万赵卒，后人传他为七世女身；唐朝宰相李林甫七世为娼，南宋秦桧转生为畜牲，那只是为了泄愤。中国人的报应主要不是六道轮回，而是天地万物。

“苍天在上”、“老天有眼”，是报应寄托在天身上。不孝者多由雷公来执行，诬陷他人者多由冤魂缠身来执行。《夷坚志》载，一牛贩用青蛇和药拌在饲料里喂牛。这样增肥快，但牛肉却有毒，结果牛贩被水淹死。

《淮南子·览冥训》载，汉水东隋侯见一大蛇受伤，以药给蛇治伤。伤愈后的蛇从汉水中衔出一颗明珠，以报救命之恩。《辍耕录》载，杭州一凶徒凌妻欺母，把刀藏在路上，骗母至，欲抽刀杀母。结果跳出一条大蛇，将恶徒逼到沼泽内，七窍流血而死。

中国世俗社会一直流传“结草衔环”报恩的说法。

《左传·宣公五年》载，晋臣魏颗之父有爱妾，病重时说，“必嫁是”，临终又说，“必以为殉”。父死后，魏颗根据父亲清醒时的遗嘱，把父妾嫁了出去。秦晋辅氏之战中，魏颗见一老人结草将秦将杜回绊倒，俘虏了杜回，立了大功。后来，老人托梦给魏颗说：“余为所嫁妇人之父，尔以先人治命嫁女，以是结草以报。”

《后汉书·杨震传》李贤注引《续齐谐记》载，东汉杨宝九岁时，见一黄雀被鸱枭咬伤，掉在地下，被蚂蚁所困，将鸟取回家，养好伤飞走了。当夜，有一黄衣童子来拜谢说，我是西王母的使者，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以白环四枚相赠，“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杨宝即杨震之父，从杨震开始，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成为东汉著名的世家大族。

第四，佛教因果报应教人通过积善修行，进入涅粘境界，超出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束缚。即提倡超越是非善恶，进入超道德的境界。中国世俗的善恶报应不热衷于来世的天堂，只是为了个体人格的完善，为子孙留下阴德。又认为，报应是永恒的，“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天神作了恶也遭报应，通常是打人凡间受苦。

这些差异，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重今生，轻来世；重实际，轻幻想；重家族，轻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