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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民治则国治 民存则国存（第1页）

7、民治则国治民存则国存

由于隋朝灭亡的前车之鉴，李世民认识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他很形象地比喻说：“治国与养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只有不失时机地实施“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才使唐朝初年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隋朝本来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国家，在短短的数十年中，其经济发展取得骄人的成就，令后人惊叹。隋朝朝廷拥有巨大的财富，炀帝杨广继位时即“海内殷阜”，到了炀帝中年以后，虽然用兵频仍和奢靡滥用之故，耗费极多，但直至起义军大兴时，仓禀府库，依然充实。但是，隋朝统治不到三十年，传经二世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李世民对隋朝短命而亡印象极为深刻，从这一兴亡过程中，李世民懂得了天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的道理。

“以隋亡为鉴”，是贞观年间李世民和众大臣不断探讨和研究的话题。李世民反复思考过、总结过前朝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变通之则。这是与他的切身体验分不开的。唐朝李氏凭借武力推翻了隋朝，消灭了各地的起义队伍，建立了李氏政权，消除了割据，并且，李世民本人又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了皇帝的宝座。但他知道，要想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下去，还必须依靠一整套治国安民的办法。因此，李世民特别重视学习历代封建政治学说，总结历朝历代封建政权统治的得失，也即历史上各个朝代兴衰的经验和教训。

认真研究分析之后，李世民认为，一是由于炀帝杨广本人生活奢侈“广治宫室，以肆行事”，所营造的离宫别馆之多，自长安至洛阳，以至并州、涿郡，“相望道次，遍布各地”；二是“美女珍玩，征求无已”。炀帝杨广是个贪心不足、欲壑难填的好色狂，长安的隋宫里面“美女珍玩，无院不满”；三是“东征西战，穷兵黩武”。李世民的这一认识是符合历史的基本事实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隋炀为首的隋朝的统治集团，由于本身的腐朽性和扩大剥削的贪欲，他们仅看到府库丰盈，兵强马足，因此便自恃其强，不顾老百姓的生死，倒行逆施，滥征徭役，兴建了许多浩大的工程，同时，对外不断发动战争，使劳动力大量死亡，田地荒芜，生产不能继续。民富则怀安，民乏则思乱，这千古不破的真理，隋末老百姓无法生活，终于激起了反抗，导致了隋朝危机的迅速到来，各地兵起，隋炀帝也被臣子杀死，落了个身死国亡的下场。由于这些都是李世民亲目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并且自己又是隋朝的掘墓人，隋朝的覆亡一幕幕现于眼前，使得他“深以自戒”。

从中，李世民还深深地认识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封建王朝存在时间的长短，虽然取决于天命，然而“福善祸**，亦由人事”，即也要取决于国君的明昏。作为新一代君王，李世民除重视吸收与本朝有直接交替关系的隋二世而亡的教训之外，同时也对二世而亡的秦历史非常留意。鉴于秦虽“平六国，据四海”，但“恣其奢**，好行刑罚”使二世而亡的教训，李世民懂得了“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长”的道理。

为了寻找“安人之道”，历史的经验就必须注意。据《通志》记载，隋炀帝初年，经过隋文帝开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当时国中户数已近九百万，人口达四千六百万。但经过炀帝大业年间十余载的劳役死伤，到唐代初年时户数已经不满三百万，即减少了三分之二，人口形势的锐减情况，显而易见。

针对这一严重形势，戴胄、魏征等人曾经作过比较明确的分析。出于共同考虑，贞观之初的君臣们认识到刚刚得的政权仍有失去的危险。戴胄、魏征等不时地列举当时的荒凉惨状，以期引起李世民的高度重视，他们哪里料到，这正是李世民所焦心、所忧虑的。听到戴胄、魏征的奏报，李世民当机立断，不仅接了他们的建议，打消了封禅泰山、颂述功德等劳民伤财的活动，还锐意改革，设计了裕民富国的蓝图。

李世民有鉴史的高度的自觉性，尤其是魏征在奏章里经常引用隋朝灭亡的原因和教训，作为借鉴，对李世民起到的积极作用更大。譬如魏征说：“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用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所有。”魏征分析道：出现这种悲残局面的原因在于隋“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举，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千戈不戢，外示威重，内多险异，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性，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

在这里，魏征把隋亡的原因同隋炀帝杨广个人的品德结合起来，指出隋朝的覆亡主要是因炀帝杨广生活奢侈无度，滥征徭役，同时所喜谗言，为下所蒙骗的缘故。魏征此论有理有据，对李世民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从他在贞观前期所制定的各种政治措施来看，无不是从隋之所以失天下、唐之所以得天下的对比总结中做出的决定。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个人骄奢**逸，因而横征暴敛，“徭役无期”、“赋敛不已”，致使黄河以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关陇之地“田畴多旷”，“万户萧疏”。“普天之下，百姓穷困，财力俱竭”，百姓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尸骸蔽野”的悲惨景象到处可见。李世民就是在这样的“危难之间”君临天下的，因而记忆犹新，萦然于怀。正缘于此，在其在位的二十三年里，他顺应历史发展方向，顺应人心思定、人心思治的总趋势，虚心接受魏征提出的“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失”的劝诫，果断地制定和执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治国大计。其中首先是与民休息，满足人民欲静的种种措施。在这上边，魏征不仅仅是为李世民运筹帷幄的支柱，甚至常常独辟蹊径，为唐朝初年的社会安定、经济恢复铺平了道路。

此外，隋朝覆亡的过程，深深地教诲了以李世民为核心的贞观政治集团，使他们懂得了人民群众的作用，知道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得“存百姓”。李世民更用船水相依的关系来表达“存百姓”与“存君”的关系，他常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种对君民关系的认识，是他提出“存百姓”思想的前提。

魏征也不忘在奏章里不厌其烦地提醒身为天子的李世民，向他灌输君民互依的思想，譬如他说：“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李世民经常对侍臣们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对李世民的这一认识，魏征甚以为是，于是趁机附会说：“自方失国之主，皆为君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时期，君臣上下都懂得治理国家就必须处理好统治阶级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一基本道理，因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要治世，就必须先“存百姓”，为“存百姓”，就必须“与民休息”。

李世民说过：“治国与养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正是由于以李世民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较为积极、正确地认识到了隋亡的历史教训，不失时机地实施“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才使唐朝初年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为后来“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